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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树勋的双面人生,从株洲群丰镇的放牛娃到两广总督  

株洲很多人知道群丰有座龙门寺,龙门寺坐落在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五云峰山腰。当地有个石塘村,村里有个砍柴放牛的少年,在晚清传奇性地做到两广总督。他还十分热心家乡的公益事业,捐资助学,修桥修路,扩建寺庙。

袁树勋

这个人就是天元区群丰镇石塘村袁氏家族的第十四代袁树勋(1847年—1915年)。

当年的石塘山村、袁氏祠堂等,因袁氏家族的显赫而变得十分热闹,如今这里却找不到半点旧时的痕迹了,恰应了辛弃疾的话:“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”。

探秘群丰石塘袁氏家族

石塘袁氏家族的第一代叫袁杲。

袁杲(1465—1539),字正东,号扶桑,祖籍安徽寿州。明末,他曾在茶陵卫做官,将家迁到湘潭十三都八甲石塘山,即今天的株洲天元区群丰石塘村。

根据《石塘山袁氏六修族谱》记载,袁杲是明代贡生,也就是国子监的太学生,曾官居“建威将军”,但正史难以考证。袁杲交游很广,传说他颇崇信佛教,曾结交过一位西藏的喇嘛。解甲归田之后,他便邀该喇嘛到五云峰建喇嘛庙一所,当地人称为“袁氏家庙”。

袁杲家教很严,留下了“孝子思亲、忠臣爱主、贤人立品、义士诚身、宽平接物、忠厚存心”的家训,用以规范子孙的日常行为。

石塘袁氏家族到第十代开始在地方上有点小名声,袁遇春在乾隆年间当过江苏盱眙县县丞等职,算是当地有见识的人物了。

到清末民初,石塘袁氏中的袁遇春这一支非常显赫,人才辈出,如两广总督袁树勋,进士、著名的藏书家袁芳瑛,民国藏书家、学者、词人袁思亮等等,堪称那时株洲一带的第一家族。

充满传奇色彩的官场晋升之路

袁树勋的祖父袁建伯当过地方乡绅。袁树勋13岁的时候,祖父病故,家境日渐衰落。这个从小聪明机灵的孩子因贫失学了,开始砍柴、放牛、务农生涯。

俗话说,乱世出英雄,如果不是晚清农民起义,袁树勋或许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村夫。

太平军进入湖南的时候,袁树勋还是个小孩子,经常为乡团站岗放哨,献计献策, 连跑龙套的角色都算不上,但却耳濡目染很多乡民因镇压太平军而升官发财。1864年,太平军被镇压,袁树勋只有17岁,因没有军功,只得跟随叔父在山东兰陵县做佃工,又在淮浙间贩盐,协助官方收税。

平庸的生活不需要勇气,结束平庸确实需要胆气。1865年,18岁的袁树勋不甘心一辈子碌碌无为,仅仅当一名小盐商或税务干部,于是投身湘军,参与征讨捻军。他的长处是搞后勤,负责为前方办粮饷,因功累保至江苏高淳县令、铜山知县,从此,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。1891年,他由南汇转任上海县令,1895年,转任江西景德镇知府、天津知府。

义和团运动是袁树勋人生命运的又一重大转折点。

当时八国联军打进北京,慈禧、光绪狂奔西逃。此时待在天津可谓凶多吉少,袁树勋灵机一动,以“勤王护驾”的名义带领援兵5营一路往西,直到西安附近的潼关,面见慈禧太后。慈禧问其退兵之策,他一个个小小的知府哪能知道?一时无语,只是叩头大哭。逃难中的慈禧满怀感慨,说:“小小知府,如此忠君爱国,不可多得”,立即提拔,将他从天津知府提升为湖北荆宜施道道员。

袁树勋“勤王护驾”面见慈禧太后叩头大哭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,成为官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1901年,袁树勋又调任上海道台,位置更加重要,1906年后历任江苏按察使、顺天府尹、民政部左侍郎,1907年升任山东巡抚,成为封疆大吏。

1909年,袁树勋出任两广总督,达到他人生官运的顶峰,1910年因主张设立责任内阁被免职。辛亥革命后,袁世凯授意闲居上海的本家袁树勋打电报向清廷施压,要求皇帝退位,实行共和。

袁世凯担任总统后请他出任直隶总督,一辈子官欲熏心的袁树勋却出人意外地拒绝了,或许是见惯了官场的诡异,他很想守着积累的巨额财富去享受清福了。

一个颇有作为的晚清要员

袁树勋晋升官场虽然颇多机缘巧合,但他并非无为无能之辈,而是有一番作为的。

袁树勋曾担任过上海县令、上海道台、山东巡抚、两广总督等重要职务。这些地方地缘十分复杂,稍有不慎,即可能误国误民误自己。但他办事圆熟,在晚清政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。

他走马出任上海道台,眼见江南歉收,便千方百计采取措施,平抑米价,停征米捐,民众生活得以平稳下来。他积极支持绅商参与政事,修筑或改建道路、桥梁、驳岸、码头,整顿市政、交通、卫生,设巡警,裁批所,积极处理民刑讼诉案件。他发展教育与慈善事业,不遗余力维护国家主权。他离任后,上海绅商士民还给他立了“湘潭袁去思碑”以纪念。

宣统三年的上海道台衙门

他还特别擅长解决突发事件与极端棘手的问题,用今天的话说,具有干部应急的本领,在上海道台上处理了影响全国的大闹会审公堂案和《苏报》案。

调任山东巡抚时,他在山东首开咨议局,裁汰冗员、整饬吏治;重视教育,给朝廷打报告修建山东图书馆。他巡访青岛,暗查外国人在山东内地侵害主权的问题,要求对国外人采取强硬态度,在清朝外交上,实是难得。

他从小失学,因此对民间爱心助学的人内心充满敬佩。山东省堂邑县的武七7岁丧父,乞讨为生,足迹遍及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苏等地,屡受欺侮与歧视,但却建起了三处义学,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。武七死后,袁树勋就其30余年行乞办学之事奏请朝廷给予在国史馆立传,清廷采纳,还赐武七为“武训”。

调任两广总督,袁树勋严申赌禁,奏请设立广东大学,又奏请改革盐税,停征赌饷,召开国会,“以餍时望而遏乱萌”。

袁树勋的双面人生

晚清乱世,混迹官场的,如左宗棠之类能千古流芳的,实在是微乎其微,像李鸿章之类背千古骂名的也是少数,大多数官员基本上是毁誉参半。袁树勋就属于最后一类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,我们不必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过去的人。对袁树勋,同样如此。

袁树勋既有竭力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一面,又有进步的一面。

他亲自处理了苏报案,当时《苏报》连续发表《读〈革命军〉》、《序〈革命军〉》、《介绍〈革命军〉》等文章,大骂皇帝和清政府,要求建立资产阶级“中华共和国”,袁树勋 以“劝动天下造反”、“大逆不道”罪名将章太炎等逮捕,邹容后被折磨致死。但他又积极参与维新,1910年,他与云贵总督李经羲、吉林巡抚陈昭常等上奏清廷要求设立责任内阁。他甚至搭救过革命党人黄兴。辛亥革命后,黄兴还写了《致袁树勋书》一信,请求袁树勋“勉筹现款,以资接济”,捐助革命。

袁树勋既有贪腐的一面,又能热心关注家乡公益事业。

袁树勋没有显赫军功,没有科举功名,没有祖先荫封,而能从小吏一路做到总督,实在是官场奇葩。他靠的是金钱开路,近代笔记野史记载颇多。传说他花13万贿赂李莲英而升天津知府,做山东巡抚时,鲁人赠以对联:“二分村气二分喜;半为功名半为财。”1909年,直隶总督杨士骧病重,已无法胜任,袁树勋预测官场自然有一番异动,便派儿子带40万两银子进京活动,终于升任两广总督。退居上海后,他曾在老家株洲、湘潭等广置田宅,“致资600万,当时湖南富豪,举无与比”。清末御史胡思敬、饶芝祥曾上奏称袁树勋收受贿赂,要求清廷予以处罚,清廷以其退位为由没有受理。辛亥革命后,冯国璋曾以没收他在武汉、长沙等地财产相威胁,逼迫他捐助50万,袁树勋捐献了10万元。

袁树勋也为家乡做了一些好事,1904年,黄兴等在长沙兴办明德学堂,袁树勋捐助一万元,给学堂购置了一批理化仪器及博物标本。他捐资1.6万元开办湘潭师范学堂,对湘潭育婴堂、保节堂也有捐助。值得一提的是,龙门寺原来属袁氏家庙,他捐资4千银元修复并扩建后改名为“龙门寺”,向社会开放。

山东人的揶揄或许很能概括袁树勋的一生, “二分村气二分喜;半为功名半为财”,这话的意思是:为人有点土,圆熟招人喜,自己发了财,也还有政绩。是是非非,真真假假,如今都成过眼云烟。

(来源:株洲发布 株洲日报 文/佘意明 编辑 清浅)